西装定制嘉兴店在哪里啊-西装定制嘉兴店在哪里

2024-12-19 17:54:27

有谁知道浙江嘉兴地区的婚嫁习俗啊？

说亲

旧时婚姻多凭媒妁之言，都由男方请媒人先往女方提亲，称“报吉”。女方同意后，交出写有女儿生辰八字的红帖，即“庚帖”，称“出帖”，俗称“出八字”。男方取得庚帖后，压在祖宗牌位前的香炉下三天，称“压庚”，然后请算命先生算男女生辰八字是否相克，称“合婚”。如五行相冲相克，则退回女方“庚帖”，并附送一些礼物示歉。新社会实行婚姻自主，但农村不少地区仍流行说亲。城市男女青年大多数为自由恋爱，也有经人介绍而相识，征得家庭同意确定婚姻关系的，称之为“找对象”。

订婚

嘉兴订婚旧称“安心”。合婚后，如婚姻可成，男家即送“安心礼”至女家。富家送“安心礼”，用一块金筀，上镌吉祥花纹，还有一个金锭、一对金如意，取“决定如意”的口彩。女方受礼称“受茶”，并向男方答礼，然后请至亲吃安心酒，公布婚约。贫家送礼视经济情况而不同。民国时期，城市有地位人家，订婚亦举行仪式，也有男女双方交换照片的。旧时男女双方“文定”即订婚后，逢节日男方应送礼到女方家，如粽子、月饼、鸡、鱼、猪蹄膀、糕点等，用竹篮或木篮装盛，故称“送礼篮”。此俗建国后城乡仍流行，但城市为简，一般在中秋和春节男方向女方馈送一些礼品。

准日

即男女双方确定婚期。据《嘉兴府志》记载：“……将婚请期曰准日”。又据《古禾杂识》记载：“……请期曰准日，则男宅投之以茶，女宅报之以糕，糕必返半焉，谓之两头高”。民国时期，此俗似流行，富裕男家须购办首饰（金戒、手镯等2至4件）、果盒（盒内分两框，一置桂圆，一置茶叶）及聘礼数十元至数百元，由媒人送至女家。女家亦备糕盒及和合（传说中的和合二仙人）一座（置玻璃盒中为绸或纸制成），座下红绸包庚帖，回赠男家。在准日之前，媒人先须“话亲”，即男家托媒人往女家提议迎娶，女家故意不允，至少往返三次才答应。农村礼仪较简，男方选定结婚日期，提早半年通知女家，称“对盘”，又称“行大盘”。托媒人送礼，有绸缎、布料、首饰及礼金，礼金为数亦甚可观。也有女方讨价还价，至使男方送追礼的。此俗建国后农村仍流行，时有为追索聘礼，男方因贫穷，无法满足女方要求，造成婚姻纠纷，不少男方为行聘负债累累。

迎娶

据《古禾杂识》记载：“禾俗重亲迎豪家富室必盛驺从，鸣锣喝道，居然官长也。新郎虽白衣亦蟒服数珠，甚至僭逾有戴红顶者。戚友少长，衣服甚都，导于舆前，谓之陪娶。新娘乘彩舆，灯光映射，婢媪随其后，手爇安息香，氤氲之气达数百步”。这是清代嘉兴城豪富之家结婚迎新的排场。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结婚，新娘仍乘花轿或彩船，新郎着长袍马褂，也有穿西装的。新娘戴凤冠霞帔已少见，一般着粉红绣花旗袍，有些用兜纱，为粉红色。迎娶至男家，新娘出轿后举行文明结婚仪式。有证婚人、主婚人、介绍人、司仪、傧相等，只行鞠躬礼，不跪拜。当日宴请宾客，摆宴席多少桌，视经济状况而定，多请厨师到家中操办。建国后，70年代前，城市迎亲仪式从简，新郎新娘或步行或骑自行车迎娶。婚礼在男方家中举行，中午新郎由亲友陪同，在新娘家吃喜酒，晚间则在男家宴请亲友宾客，酒席不过数桌。干部结婚仪式更简，一般只向亲友同事分送糖果，宣布结婚。70年代后期婚礼渐趋奢华，迎娶用三轮车（人戏称“大篷车”）数辆满载新娘嫁妆，结队而行，引人瞩目。80年代中期后，大操大办之风兴起，迎娶都用小轿车，有的滥用公车，少者一二辆，多者七八辆，车前玻璃窗上贴大红双喜字，新郎新娘由傧相陪同，迎娶时鸣鞭炮，虽新房近在咫尺或新房即在原地，必乘汽车沿街游驶。新娘大多披白色婚纱，新郎则穿黑色西服。晚间男女双方家长及亲友同至酒家饭店赴喜宴，新郎新娘由傧相陪伴，立酒家饭店大门前迎候宾客，新郎向宾客一一敬烟，新娘手持钱包，对小辈分送礼金，一般数十元。酒席价每桌数百元（80年代末一般每桌200元至250元），由男女两家合办，费用由男方负担。酒席毕，剩菜如鸡鸭鱼蹄膀等大菜，由双方各自拿回家去。80年代末，时兴拍摄婚礼录像。

农村婚礼民国时期大多沿袭旧俗，迎亲前女方索礼，如“谢娘篮”、“请坐礼”、“抢舅礼”等，甚至女方父母有索“肚子痛钱”的。俗称“发轿还要银百元，媒人随轿送五盘”。男方娶亲要挑选已婚青壮年人抬轿或摇船，如花轿迎娶，轿前要由父母双全的两童男提灯。迎娶或派人或新郎亲迎，必须见门作揖，女方才将一道道门打开。女方上轿前，先隔门槛由女方亲戚传递嫁妆，男方候接，嫁妆一般少于男方礼金。然海盐澉浦一带，历来讲究嫁妆的丰盛，称女儿为“赔钱货”。嫁妆中马桶必备，俗称“子孙桶”，红漆，内放一包花生，两个染红的半熟鸡蛋。当新娘上轿时，轿前铺芦席（或米袋），新娘踏着上轿，意为不带走娘家的泥土，也有舅父或兄弟抱上轿的。新娘上轿必须哭，称“哭发哭发”。一般新娘是小声哭泣，母亲是大声哭泣。新娘上轿后，先由母亲喂饭，然后由兄弟扶轿杆，起轿旋三转，才于鼓乐声中抬往男家。乘船迎娶时，有的地方船上置两根带泥的青竹。新娘上船后，急速行驶，竹篙撑岸，以不沾水为吉。船出港后，本村青年往往先在船必经的桥上讨喜钱，称“拦水港”，不满足要求则阻挠不放行。至男家门前时，依次铺五只麻袋，喜娘扶新娘踏麻袋进门，传递麻袋铺路，称“传代”。用五只袋，兆“五子登科”。新郎新娘拜天地、祖先、父母及互拜之后，“吃寿面”，父母朝南坐（如有一亡故，也要虚设盅筷），新郎新娘跪着敬酒。礼毕，新郎持红绸带牵着新娘，由两青壮年持一对花烛导入洞房。洞房坐床男东女西，传说新娘坐床面积多，兆婚后怕老婆；新郎坐得多，则兆婚后妻子怕丈夫，故互不谦让，紧靠而坐。坐床后，新郎用秤杆（寓称心如意）或甘蔗（寓节节高，老来甜）挑起新娘盖头的红纱巾。喜娘将枣子、花生、糖果等向新房床帐内四处抛撒，称“撒帐”，也有的撒到新房四角和客人面前。海盐一带有《撒帐歌》：“撒帐东来撒过东，夫妻双方多和睦，撒帐南来撒过南，人丁兴旺子孙多……”。平湖农村，旧时有吃“小夜饭”的习俗，即婚礼结束，长辈从新娘的箱子里取出两碗合在一起的冷饭，上放几根咸菜，让新郎新娘并肩坐，各自把咸菜冷饭吃完。

建国后，农村婚礼习俗有所变化，迎娶不用花轿，代之以船。订婚时彩礼很重，迎娶前，新郎仍须备名目繁多的礼金。近十多年来，有以自行车迎娶的，婚后和城市一样，外出旅游度蜜月。自80年代以来，农村之喜酒与城市相似，新娘参与酒席，向宾客敬烟敬酒。喜宴一般也以冷盘、热炒为主，配以全鸡全鸭点心等。以瓶装酒取代家酿米酒，每桌酒席所费约二百元左右。

城市农村新郎新娘举行婚礼之日，男女方家长和近亲长辈须向新郎新娘致送“红纸包”，俗称“见面钿”。

结婚后第二天，新娘的兄弟前往探望，男家设宴招待，称“望潮”。嘉善一带俗称“通灶囱”，嘉兴俗称“吊烟囱”。民间相传，昔时有新娘受婆家姑娘、妯娌捉弄，将烟囱堵，新娘烧饭时烟雾弥漫，受到公婆指责。其兄弟来探望，发现蹊跷，用长竹竿通烟囱，烟道畅通，烟雾消失，饭菜烧好。此传说含有娘家兄弟为保护新娘在夫家地位之意，此俗建国后仍流行。

回门

清代称“对月”、“望对月”。即结婚一个月以后，夫随妻回娘家探望，新郎带去一桌酒菜，俗称“桌面礼”，岳父母也送见面礼。此俗建国后农村仍流行，回门不限于满一月，多数三天就回门。

开天辟地大事变观后感

1921年夏，从上海里弄里三三两两地走出一群人。他们之中有些人穿着长衫，有些人系着领带，身着西装。他们说着各地的方言，消失在上海近郊的黑夜里。几天后，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这群人又聚集到了一起。湖面细雨如丝，那艘精巧的画舫里，突然传出了低声的呼喊：“***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微弱的呼喊声迅速淹没在雨声中，然而，在中国大地上，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正在迅速汇聚，它将推动着中国革命的红船，扬帆起航。

中国***宣告成立。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这是——

石库门——红色火种传播地

2001年5月22日，晨光初露，日影投射在上海那幢著名的石库门房屋上。这幢房子始建于1920年秋天，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外墙青红砖交错，有着浓厚的中西合璧色彩。这里就是闻名中外的中共“一大”会址，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那带有殖民色彩的矾红色半圆形门楣，呈现巴洛克式卷涡状水草花式。粗重厚实的花岗岩门洞下，如潮的人群正从全国各地涌来，瞻仰红色火种的传播地。叩响那对黑色石库门上的闪亮铜环，人流与历史在这里交织，肃穆与景仰凝聚成一种力量。陈列柜中那些泛黄的书卷，是开启历史大幕的钥匙，而那如织的人流不断地探寻着历史的足印，留下的是一长串崇敬。

记者跟随前来瞻仰会址的人潮，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鱼贯而入。80年前，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共“一大”代表是否就是从这里步入会场的呢？

会址的建筑格局恢复得与80年前别无二致。建党80周年前夕，这里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整修。会址纪念馆的流沙玲副书记告诉记者：“这所革命的老房子曾经遗失了近30年，解放后重新发现它时，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已成了‘恒日福面坊’，面目全非。”

1951年4月，经过半年勘查，中共上海市委找到并确定兴业路76号、78号为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市委组织有关部门按当年原貌进行全面修缮，所有的家具、陈设均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按原样仿制。从它被发现的那刻起，对它的保护和修缮从没有停过。“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保持着这块革命圣地一如既往的风骨。

石库门下，乌漆实心厚木门内是一方狭长的小天井，一间1米的客厅被挡在6扇落地玻璃长窗后，中央长形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桌上放着紫铜烟灰缸、铜制立式火柴盒、白瓷茶具，还有一只荷叶边粉红色花瓶。桌子四周围着十五张椅子。

树德里——历史的大会在这里召开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望志路106号那扇黑沉沉的大门后，谱写着中国革命史诗的起首句，它的韵律深沉而又凝重……采访小组的记者把这里作为一个开端，探寻起革命先驱昔日的足迹。

1921年夏，操着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乘长江轮、坐长途火车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们朝着同一个目的地——上海汇拢。他们行动秘密，毫不声张，以至于1952年，谢觉哉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忽闻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他俩是去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诞生的大会。”

乳白色荷叶边灯罩下，在1921年7月23日那天曾散发出黄晕的灯光，屋外是沉沉的夜，它像是要指引摸黑前行的路人。对着望志路寓所前门的是一畦畦菜地，四周蔓草丛生，行人稀少。

望志路106号是李汉俊和哥哥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早年追随过，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军阀陆军总长，“李公馆”的特殊背景和寓所周围清冷的环境，使中共“一大”在这里召开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夜幕下，代表们陆续到达会场，围坐在长桌四周，8点以后，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这一天，距离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还不到一年时间。

出席“一大”的代表有、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共13人，代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两位著名的***人陈独秀与未能出席。

二十四岁的张国焘被推选为会议主持，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张国焘在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之后，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实际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他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信中谈了四点意见：“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北京代表刘仁静坐在马林身边，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会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词：“中国***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马林在会上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

散会后，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和大多数上海人一样，寓所前门望志路106号是关着的，代表们经后门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离开会场。据有关人士介绍，这是中共“一大”惟一一次代表全部到齐的会议。

博文女校——代表们曾经的住所

除陈公博偕夫人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代表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几经努力，记者被允许去博文女校原址采访。记者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向前步行100多米，右转弯，同样是一座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一楼一底。如今，这里已经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刘荣珠说：“为了保护这幢建筑，纪念馆将空置的博文女校原址利用起来，有人住在屋里，还可以做些日常维护。”博文女校面积不大，二楼曲尺形走廊尽头，第二进房间是代表和何叔衡曾住过的屋子，现已恢复原状：窗户边放着老式的小书桌，两张木板床上铺着草席，呈丁字形摆放，中间放着竹制书架，屋里一尘不染。刘荣珠说：“当年从上海里弄里认出这幢房子时，以前的博文女校已是当地文化局的职工宿舍。前些天，这里的老住户回来看过，还拍照留念了。”

“一大”召开时，有9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当时正值暑假，师生都已离校。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黄绍兰。代表们的住宿是李达夫人王会悟具体安排的。当时，王会悟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之声》的编辑，与徐宗汉、黄绍兰关系很好。她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校长租借教室，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黄绍兰一口答应下来。

会议7月25日、26日曾休会两天，起草中国***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根据马林在第一次大会上的提议，推选成立了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组成。经过休会两天紧张地工作，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

然而，今天会址纪念馆的展示厅里，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却没有中文原本。一些党史专家告诉记者：“党的‘一大’起草的纲领和决议的中文文件极其珍贵，可惜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这些中文原件以后都散失了，现存的只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俄文译本原存于共产国际，50年代由苏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资料，移交给。英译本是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附录。”

7月30日晚，举行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会议依旧在八点以后举行。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

代表中，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当时他闹肚子，出不了门，只好独自一人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地板上。

会议刚开始不久，会场后那扇虚掩着的后门突然闯进一个穿着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后据有关人士回忆，此人是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他朝四下环视一周。代表们问他干什么，那人含糊其词地说：“找社联王会长？”又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然后，匆忙退出。距李汉俊寓所第三家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各界联合会没有会长，也没有人姓王。马林问代表，是否认识此人，代表们都说不认识，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会议被迫中断，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来分钟后，法国巡捕房派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侦探、一个法国士兵、三个翻译共9个人包围了李汉俊家，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他们翻箱倒柜，足足搜查了一个多小时，除查到了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得很凌乱，字迹模糊，被巡捕房的人当做无关紧要的废纸，踩在脚下。闯入者一无所获，离开后，还在这所房子周围布下暗哨，监视进出人员的行动。

老渔阳里2号——里弄里的中央工作部

当晚12点左右，代表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寓所。

老渔阳里2号离会场不远，5月22日，记者花了些时间，在上海老城区一条条狭小而又繁忙的马路间寻找。在淮海中路临街的水果摊边，一位六十多岁的胖大妈坐在里弄口乘凉。她不知道老渔阳里2号在哪里，却反问：“你们是找陈独秀的老房子吧？呶，在那边，门口有块牌子。”老太太露出了一脸笑容。才十来步路，记者就看到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新青年》编辑部。黑色的大门紧闭，锈迹斑斑的门环贴在门上，看上去是上海里弄再普通不过的老式墙门。只有左侧一块汉白玉的纪念牌还能说明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记者用力地敲响门环，门里出现一位睡眼惺忪的妇女，她说：“来参观的人太多了。”她指着自己居住的房间说：“里面还有一块纪念牌呢。”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堆着一些家什，在长沙发上，一块汉白玉的牌子告诉人们，这间不起眼的屋子曾是中央工作部所在地，也曾在此工作过。

“一大”代表消失在黑夜中后，在这间屋子聚会，决定转移会址，几天后，中国***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诞生了。

历史像一位老人，从容地安排着一切。法国巡捕的侵扰，虽然没让代表们受到直接损失，但代表和会址均受到监视，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为了安全，必须改变开会的地点。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继续开会，但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后来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可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交通方便。代表们采纳了她的意见。

茫茫大上海——寻访代表后人

对中共“一大”的采访已经进行了两天，记者在繁华的上海大街和里弄穿梭，总算采访到了全部的旧址，也采访到了众多知情人。但有一个念头一直在我们心中缠绕：“一大”代表是否还有后人在世呢？虽然“一大”距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但我们似乎有一种预感，在这片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肯定能找到“一大”代表的后人。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感是正确的。就在我们打算离开上海的时候，偶遇会址纪念馆研究员陈绍康，他透露，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有2位代表的子女生活在上海。一位是王尽美的儿子王杰，另一位是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在陈老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几经波折，记者终于得到了他们的住宅电话号码。两位老人听说是要谈谈自己的父亲，欣然应允。

5月22日夜，记者驱车赶往康平路找寻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儿子王杰。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一听是去康平路，肃然起敬：“那里住的可都是这个。”他竖起了大拇指。80年过去了，上海的夜依旧凉爽而湿润，然而，租界没有了，一路行来，沿街的外企办公楼高耸入云，但早已是另一番天地了。王杰已逾古稀，当年王尽美赶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他还在母腹中。老人是随军南下干部，后调至上海交通局任局长，今日他还保持着军人的习惯：穿军裤，着布鞋，随和而平易，一口山东口音，声若洪钟。谈起王尽美，老人颔首而笑：“我父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知道的不详尽，大多是听我奶奶讲的。”墙上显眼位置挂着王尽美的遗像。王杰说，这张照片还是奶奶藏在老家土墙里才保存下来的。王尽美长期离家在济南进行党的活动。军队知道王尽美是***员，经常到他莒县的祖屋骚扰，有一次还抓走了王杰的奶奶，幸好邻居凑了些钱，才赎出来。老人还记得王尽美去世时留下的遗言，虽然这份遗书上只字未提自己的家庭，却道出一名***员最真挚的期盼“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

道别时，王杰老人固执地要到家门口，目送我们离开。

5月23日，记者驻留上海的最后那天早晨，我们拜访了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这个名字让人感到如此熟悉。安顺路那个小区绿树环抱，鸟鸣阵阵。刘文澜搬入新居不久，屋里清爽、明亮。她长得极像照片上的刘仁静。刘文澜和丈夫陈良廷曾合作翻译过《乱世佳人》、《教父》等书，名字为人熟悉也就不足为怪。说到从事翻译工作这一点，刘文澜说：“是受父亲的影响”。刘文澜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刘仁静生活中的许多趣事。刘仁静有一次偕妻子到上海看望女儿、女婿。他和女婿陈良廷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谈着谈着，刘仁静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是党员吗？”陈良廷说：“不是。”刘仁静不再做声。刘文澜笑着说：“后来，我爱人说，我父亲听说他不是党员，一脸不高兴，他还是相信党的。”令人惋惜的是，1987年8月5日，85岁高龄的刘仁静清晨外出锻炼时，不幸被公交车所撞而去世。刘文澜说：“父亲的追悼会是在八宝山开的。”告别时，我们看到刘仁静的外孙女陈造容正在创作一幅以中共“一大”为主题的水彩画：杏黄的背景下，映射出淡淡的“一大”会址背景，一团鲜红的烈焰衬托着镰刀、铁锤，欲喷薄而出。她说：“这是为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创作的。”

南湖画舫——中国***的摇篮

5月23日时近正午，中共“一大”会址前，人流如潮，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挂在展厅的结尾，面对它的是南湖上那艘精致的画舫。

嘉兴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分东、西两部分，形如两鸟交颈，故雅称鸳鸯湖。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为624亩。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1921年，7月30日，上海望志路会场遭到破坏后，王会悟与部分代表提前赶到嘉兴，在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租下两间房，并托旅馆的账房雇了一条游船。另一部分代表们在第二天到上海北站，乘车南下。陈公博则因30日晚开会时的变故，31日黎明他住宿的大东旅馆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心有余悸避走杭州，到灵隐寺安心静养去了。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不便继续出席会议，没有同行。

在嘉兴城老城区，记者找到那时被称作张家弄的马路。如今嘉兴已将其拓宽改称“勤俭路”。据当地的地方志专家介绍，旧时张家弄是嘉兴城最热闹的处所，唱戏的、变把戏的、说书的，济济一堂。王会悟当年租下的鸳湖旅馆，在当地属“星级”较高的。然而，它的繁华只能在南湖纪念馆的展厅中才能看见了：两层回廊式结构，颇有气派。50年代嘉兴旧城改造，鸳湖旅馆也随即灰飞烟灭，向老一辈的人打听，才知道它的位置是今天勤俭路上的人民剧院。5月25日上午，记者找到人民剧院后门，一群剧院工作人员正在拆洗座套。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工人说，鸳湖旅馆就是这里，要说它的历史，那就长了，以前它对面是五芳斋粽子店，热闹着呢，后来拆了。

赶往嘉兴城的中共“一大”代表，或许当时就从记者所在的位置上，缓步走向南湖的狮子汇渡口，开创了一段伟大的历史。南湖湖心岛烟雨楼如今成了揽胜之地，东南方那艘精致画舫停泊岸边，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当时红船就停靠在这前后一百米左右的方位，那时这里是很僻静的。”

1921年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借用一叶小舟登上租下的中型画舫。这一天是阴天，间有小雨，湖面上有四五条游船，代表们叫船主把船泊在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泊船东南向斜对着南湖湖心岛的烟雨楼。湖上细雨如丝，听来如军士衔枚急走。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开会时，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船舱里，金碧辉煌，每根柱子都刻着金色盘龙。四壁雕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横匾上镌“湖光彩月”。

甩掉跟踪的密探，远离人喧车嚣的上海，如此安谧，如此秀丽，浅绿色的湖上飘着翠绿色的菱叶，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午后，小游船增多，湖上到处是留声机唱京戏的声音，酒龙诗虎，呼卢喝雉，一派喧闹。5点左右，湖上出现了一条小艇，代表们以为是政府巡逻艇，曾暂时停止开会，当得知是私人游艇后，会议照常进行。那张被密探忽视的“废纸”，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为：本党定名为“中国***”。党纲明确地声明了中国***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中国***是依据学说为理论建立的。接着在南湖的这艘游船上，还通过了《中国***第一个决议》，并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下午6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代表们当夜离开嘉兴城。

中国***宣告成立。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的摇篮

南浔在浙江哪

南浔古镇南浔位于湖州市南浔区城区以东，与江苏省苏州吴江市交界，北滨太湖，南望杭州，东达上海，在明清时代就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名镇和旅游胜地。明万历年至清代中叶，蚕丝业和手工业、缫丝业的兴起及商业的发展，为南浔经济繁荣鼎盛时期。镇上的巨富豪绅，几乎都靠经营蚕丝业发迹，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只金黄狗”。民间有“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说。南浔历史上园林众多，自南宋至清代镇上大小园林达27处。以一镇之地，而拥有五园，实江南所仅见。至今幸存的有嘉业堂藏书楼、刘氏小莲庄、陈氏颖园和张氏适园。　　旅游线路　南浔交通地图 1.小莲庄－嘉业堂藏书楼－刘氏梯号(红房子)－镇史馆－求恕里－张石铭旧宅　2.小莲庄－嘉业堂藏书楼－江南民俗风景区－刘氏梯号(红房子)－广惠宫－镇史馆－求恕里－张石铭旧宅－张静江故居－百间楼　自驾车路线　</B>　杭宁(杭州—南京)高速公路，距离出口为36公里；　沪杭甬(上海—杭州—宁波)高速公路，距离出口为45公里：　沪宁(上海—南京)高速公路，距离出口为65公里；　乍嘉苏(乍浦港—嘉兴—苏州)高速公路，距离出口为30公里。　上海：从沪青平公路上去，穿过平望镇后上318国道，一出吴江便到。来回过桥过路费总计80元。　杭州：从104国道到湖州后转318国道　南浔门票门市价100元. 南浔古镇景点　　百间楼　百间楼位镇东北侧,沿老运河东、西两岸建造。相传是明代礼部尚书董份为他家的保姆仆人居家而建。始建时约有楼房百间,故称”百间楼”,这一名称一直保存至今。百间楼的特色是依河立楼,顿河道蜿蜒逶迤,有石桥相连。楼房为传统的乌瓦粉墙,形成由轻巧通透的卷洞门组成的骑楼式长街。最集中的一段是河东岸的莲花桥到长桥,房屋较为整齐,密密扎扎地布满了河岸。白墙、青瓦、沿廊、河埠、花墙、卷门、廊檐、河水流淌,船只往来,呈现出一派典型的江南水乡特有的风光,(河西岸在40年代,遭日本军队飞机轰炸,损毁严重,虽经修整,但己失昔日风采)。百间楼河道原是运河,通湖州和乌镇、苏州、南浔的物资均从这条河迸出。元未筑城墙,成为城壕的一段,沿河大多为货钱、店铺,沿岸筑成整齐的条石驳岸,岸边河马林立,以便船只停靠,装御贷物。沿河是长街,沿街房屋太多为前店后宅。大户人家均住宅三至四避,一般人家为一个天井的两进屋。整条百阁楼街房舍连排,侧墙相接。房舍间山墙高耸，有做成云头;有做成观音兜式;也有做成三叠马夹墙式,高低错落,自墙黑瓦,饶有风情,沿河街屋黑瓦之下,民革梗楼窗,底屋多有披檐,又一层黑瓦,再下是桂廊河沿,轻巧通透,洋隘着水乡居居的灵气。百间楼是至今为止保存得最为完整，并留有传统风貌的沿河居民群落,全长400余米,以门面百五十四,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小莲庄　小莲庄（国家文保单位）、嘉业堂（国家文保单位）、文园、江南水乡一条街等景点组成的中心景区。南浔素以园林和藏书楼闻名天下，小莲庄和嘉业堂就是其典型代表，小莲庄位于鹧鸪溪畔，碧水环绕，园内绿木深深，不染一点俗尘，粉墙黛瓦，莲池曲桥，奇峰怪石，让人品位到“虽由人作，宛如天开”之意境，内有御赐牌坊、匾额、碑廊、家庙、净香诗窟、叔苹奖学金成就展览馆等景点。　嘉业堂与小莲庄仅一河之隔，为清末著名藏书家刘承干所建，其园林造法和小莲庄异曲同工，而园内的藏书楼则闻名天下，内藏有书籍60万卷，共16万余册，其中有不少海内珍本、孤本。　文园、江南水乡一条街和久安老年社会福利中心是久安公司新近开发的景点，文园与小莲庄和嘉业堂毗邻，内有文昌阁、徐迟纪念馆、吴寿谷艺术馆和南浔名人长廊等景点。　张静江故居　</B>张静江故居和百间楼为主的东北区块，此外还包括尚待开发的庞宅、金绍城故居及东圆、宜圆遗址等。　东大街原是南浔古镇的第一商业街，街南即为市河，街两侧有五福楼、大庆楼、天云楼、长兴馆、大陆旅馆、“野荸荠”茶食南货店等一大批百年老店。　而“民国奇人”张静江的故居（市文保单位）就坐落在街北，更令人流连的要数明代礼部尚书董份为其女眷家仆而建的百间楼（市文保单位）。百间楼沿河而建，即充分利用空间，又富于想象，显得很有层次，她与不远处的洪济（市文保单位）、通津（市文保单位）二桥组成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风景。　嘉业藏书楼藏书楼的主人刘承干是小莲庄的主人刘镛的孙子，于1920至1924年建造了嘉业藏书楼，因清帝溥仪所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得名，原藏书楼主人刘承干是个酷爱藏书的世家子弟，辛亥革命后，刘乘大批古籍流散之机，大量购书，他自称历时二十年，费银三十万，得书六十万卷，在藏书楼全盛时期的1925年至1932年间，藏有宋元刊本155种，地方志书一千余种，及不少明刊本、明抄本，大量的是清人文集和各种史集。藏书楼不仅以收藏古籍闻名，而且以雕版印书蜚声海内。刻印书中，有不少是清政府，刊刻甚精。　1933年以后，刘氏家道中落，大量古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直至1951年浙江省图书馆接管时，藏书只有十一万册左右，宋元刊本荡然无存，明刊本只剩下几种，藏书残缺严重。　1949年解放军解放江南时，周总理指示陈毅派部队保护藏书楼。1951年11月，刘承干将书楼及庭园全部捐献给浙江图书馆。　广惠宫　广惠宫是南浔镇知名的道观，俗称张王庙，始建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建观历史长于建镇历史。历史上的广惠宫经历过数度衰败鼎盛之变。在重修重建中，广惠宫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广惠宫也曾称三清殿。本为祠山神庙。据镇志载，广惠宫“宋时止一殿，奉祠山神像”，“为道流香火之所”。尽管数百年来其构建布局几经“调整”，但主体仍是祠山大帝行宫，至少人们总是以张王庙称之。于2003年上半年重建。　广惠宫是南浔古镇一处源远流长富有地域文化色彩的道教建筑遗存。首期工程后的广惠宫重建重修工程，部分展现了历史上广惠宫的原貌。　刘氏梯号(红房子)　崇德堂(又称刘氏梯号，俗称红房子)，是南浔“四象”之首刘镛的三子刘安(字渊叔，号梯青)的居处。刘梯青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从钱氏购地筑宅，于同年冬破土，光绪三十四年(1908)竣工。　刘梯青(1876-1950)，禀贡生，直隶省候补道员，钦加三品衔，因劝办山西赈捐，奏保二品顶戴，赏戴花翎，特赏头品顶戴，正一品封典。他不仅是文物收藏家，也是实业家，在上海、杭州等地拥有不少房地产，据民国17年(1928)4月出版的《上海总商会会员录》排列的当时最具规模的16家房地产大户，其中他与刘承干、刘湖涵皆榜上有名，且名列前茅。他还与庞赞臣等人集资28万两，于民国16年(1927)在余杭塘栖创办崇裕丝厂，当时有职工1340人，引进意大利式5绪坐缫丝机492台及日本先进技术设备，年产白厂丝40余吨，产品销往欧美及东南亚等地区，为当时浙江乃至全国一流的大型缫丝厂(解放后，该厂更名杭州新华丝厂，属国有大型缫丝企业)。　崇德堂整座建筑由南、中、北三部分组成。中部建筑以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理念的厅、堂、楼、厢为主体；南、北部中式建筑融入西欧罗马式建筑，其中北部欧式建筑立面尤为壮观。大宅高敞恢宏，以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见胜。宅后曾辟一草地为网球场，边上一角饲养奶牛，东西潭边钟楼上曾有一口巨大的自呜钟，远近都能听见它的钟声。　徽派的马头墙和石库门内却有欧洲洛可可风格之券顶。南浔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气度可见一斑。崇德堂宅后义仓河对岸拓地二十亩，种树栽花，叠石为山，坡植白皮松，蓄水栽荷，且有楼、亭、阁、榭和欧式小洋房。因刘梯青“有述袭为园之志，抱守存故迹之心”，沿承三百年前“小桃源”之意，故取名“留园”，也取“留”与“刘”同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刘园一部分赠予外甥徐氏，故称“徐家花园”，毁于抗日战争期间，仅荷池犹存。　南浔史馆　南浔史馆原为南浔商会旧址，始建于1926年，为三进中西合壁建筑风格的建筑物。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左右，现为市级文保单位。　前进为五开间门厅、二进为会议大厅，柱高屋陡，气势恢宏。三进为中式木结构二层楼房、木质廊柱花窗、古朴典雅。在会议大厅前的庭院中，栽有百年广玉兰两枝、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镇史馆全景馆综合概括了南浔从南宋淳佑末年（1252年），建镇以来747年中江南名镇南浔的历史变迁，从历史角度来叙述南浔地理位置、区域划分的变化，名人、文人荟萃，以及清朝末年辑里湖丝行销世界时的盛极一时，到抗日战争时遭受的重创。一直到解放后，南浔人民在中国***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重振江南名镇雄风而作出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南浔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全方位、多层次地向人们展示了江南名镇南浔在漫长历史中的地位，以及政治、经济的发展轨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是南浔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之一，是人们了解南浔的窗口。　求恕里　求恕里是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刘承干于1930年所建别墅。刘承干一生淡泊名利，不求仕进，即使到了晚年家道没落也坦然自得，故以“求恕居士”自居。他在上海储书之所名“求恕斋”，南浔别墅称“求恕里”。 1920年刘承干建嘉业堂藏书楼，同时为了适应藏书楼管理的需要，因此扩建求恕里，作为他和家属回浔小住和藏书楼管理处的地方。求恕里属于典型中西合璧的建筑，整个结构是以门房、甬道、西洋门楼、卷门、庭院和独立的楼厅相结合。　求恕里现今陈列着刘旭沧作品摄影展。刘旭沧原名刘承东，中国近代著名摄影艺术家，曾担任上海摄影协会主席，他是刘承干的九弟，两人相差32岁。一长衫马凳子，以收藏古董成名；一个西装革履，钻研摄影成名。兄弟俩各有所成，被人戏称是刘家的“中西合壁”。求恕里的甬道尽头有一花园别墅。园内有花草树木及太湖石作为点缀，别墅的主建筑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堂楼。二楼是卧室，打开朝南的窗，既可观园内的景色，又可以远望刘家的小莲庄和藏书楼，在上面还有一个不被人发现的密室阁楼。　张石铭旧居　张石铭旧居（又称懿德堂），位于南浔镇南西街，占地4792平方米，有五落四进和中、西各式楼房150间，其风格奇特、结构恢宏，工艺精湛，尤其是众多精美生动的木雕、砖雕、石雕以及从法国进口的玻璃刻花等，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民俗建筑和文物价值，号称江南第一巨宅。现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旧居北侧原为顾氏旧宅，正大厅腰门上有吴昌硕手书的匾额“世德作求”和吴淦题写的匾额“竹苞松茂”。北侧建筑的主要特点是装饰雅致，花窗、门廊和砖雕、石雕古朴逼真。南侧原为董说旧宅，后经张氏扩建而成。进门即为内厅（轿厅），厅后两侧有小天井，有腰门与后进相通。二进正面为大厅，厅后为堂楼（女厅）。后进天井中有一形似苍鹰的英德石，名“鹰石” ，用乃江南罕见之珍品。　旧居以前后划分，从第三进开始，内厅两侧的漏明廊窗为木刻芭蕉叶，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故亦称“芭蕉厅”。楼窗镶嵌菱形蓝色玻璃刻花，花式为四时花卉果品，晶莹高雅，属当时中西文化结合的贵重装饰品。第四、第五进有不少外来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材料。从壁炉、玻璃刻花，到克林斯铁柱头等，体现了欧洲十八世纪的风格。第四进的大厅是一个设有化妆间、更衣室的豪华舞厅，地砖均从法国进口，墙面屋顶由红砖瓦砌筑。洋房前庭院中栽着两株广玉兰（洋玉兰），现已有两百多年树龄，叶大密茂。

从李叔同事业巅峰时选择出家，看生命真正的意义在何方？

现代人认为，信佛修佛的人，多是因遭遇不幸，或姻恋失败，或是要解决身体疾病，所以李叔同的出家原因，百年来众说纷纭。人们无法理解，正值事业巅峰、一生富贵的他，为什么要义无反顾遁入空门？

李叔同被称作所谓“先驱”，但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位积极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绕了一大圈，却返回了中国传统，而且走得更深更远。

“五四”以后，受实证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渐渐转向无神论，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举了。

早慧的“神童”

1880年9月23日，李叔同生于天津名门望族。他降生之日，一只喜鹊口衔松枝送至产房内，人们都说这是佛赐祥瑞。其父李筱楼当时已是68岁，老来得子，非常高兴，给他起名文涛，字叔同，他排行第三，小字三郎。李叔同的母亲王氏，是李筱楼的五姨太，当时是20岁。

李叔同的父母都信佛。李筱楼名世珍，祖籍浙江嘉兴，曾中头名进士，与李鸿章、吴汝伦并称清朝三大才子。他官至吏部主事，致仕后经营盐业、兴办银庄，终成津门巨富，与当朝仕宦多有往来。晚年李筱楼尊崇王阳明理学，信仰禅宗佛学。他乐善好施，曾创办慈善救济团体，开办义学，有“李善人”之称。

幼年李叔同即受佛教薰染，5岁时，家里延请高僧为病重的父亲诵《金刚经》，唯李叔同能入内室，与其父同聆佛法。

李筱楼后，李鸿章亲自为其祭仪点主。灵柩在家停放七日，众多和尚昼夜诵经，此事给小叔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幼时他与弟弟的游戏，便是学和尚做法事，“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李叔同的大娘郭氏及长嫂，也是虔诚的佛教徒，曾教叔同念诵《大悲咒》等佛经。

聪慧异人的李叔同，学舌时就跟着老父摇头晃脑地背诵对联了；6、7岁时，他攻读《昭明文选》，琅琅成诵；8岁读四书五经，他过目不忘；13岁临摹历朝名家碑帖，他就以篆刻和书法闻名，被人称作“神童”。

然而，人生的苦空，李叔同过早就感受到了。15岁时，他就写下：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

16岁，李叔同考入辅仁学院学习八股文。枯燥的八股他写得文采斐然，常得嘉奖。八股文章试卷格式严谨，文字必须写进印好的方格之内，但文思泉涌的李叔同，书难尽意，便觉纸短文长，常常一格之中夹写两字，于是就有了“李双行”的外号。当时他还师从名家学习传统的诗词及篆刻方法。

少年的李叔同比较叛逆。他沉迷当时被称为“贱业”的戏曲，喜欢唱戏、客串，还为心仪的坤伶捧场，甚至陷入迷恋而未果。

18岁时，李叔同与门当户对的俞家女成婚。这是母亲为他聘娶的天津茶商之女，后为他生下三个儿子（一子夭折）。

当时的社会风气认为，传统文化难以立国，受此影响，李叔同仰慕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哥哥从家产中拨出巨资供其置家，李叔同首先就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无比兴奋，刻下“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以表其志。变法失败后，他一度被怀疑为同党。1898年10月，李叔同带着母亲与家眷迁居上海，租住在法租界。

“二十文章惊海内”

到上海以后，这位19岁的津门才子，以年少鲜有的才华及桀骜不羁，很快驰名上海滩。每写文章，他必定“技惊四座”。多年以后，李叔同以一句“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概括了这个时期的状态。

他与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许幻园、文人袁希濂、儒医蔡小香、名士张小楼，结成“天涯五友”。这志趣相投的五人，相互酬唱，宣扬民权思想，品茗论艺，沉浸在琴棋书画、风花雪月之中，享受着风流倜傥的快意人生。

1901年，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经济特科班，与黄炎培等人师从蔡元培。南洋公学的办学特点是中体西用，他接受了较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也吸纳西方文化。他的英文成绩是甲等，被评为“口齿清楚，文法娴熟”，对日文他也略有掌握。

当时李叔同最喜法学，曾写过名为“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的论文，读书时期还翻译了法学著作《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两本书出版后在当时影响很大。

期间，李叔同曾报名应试科举，答卷针砭时弊，自然名落孙山。三场均未考中，仍回南洋公学就读。

1902年罢课风潮，蔡元培辞职，为了支持学潮，李叔同等很多同学都主动退学。后来他参加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说会，提倡移风易俗，探讨所谓“新文化、新伦理、新道德”。

1905年李叔同创作《祖国歌》，一经发表即风靡大江南北，广为传唱。之后他出版了《国学唱歌集》，以《诗经》、《离骚》、唐宋诗词等为歌词，富有传统文化内涵，显示了他深厚的“国学”底蕴。

李叔同宣传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编写了《文野婚姻新戏剧本》；他将新思想新知识融入戏曲，创作了《黄天霸》等京剧戏目。他亲自上场，从小生唱到老生，赢得满堂喝采；他与上海书画名家一起办《书画报》，名声大振，成为上海的书画名流。

丰子恺描述过当时李叔同在上海模样：“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

“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这是李叔同对自己当时状态的写照。这位富家公子哥，家在上海有钱庄，出手阔绰，年少轻狂。除与文人往来，还常与歌郎、艺妓交际，为之写歌赋诗，极具纨绔之风。

烟花柳巷，声色犬马，这种寄情声色的游戏人生，虽如鱼得水，他自己也是有担忧的，22岁的李叔同写信给许幻园：“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

留学日本，学习西方文化

1905年四月，母亲王氏病重，李叔同速延请名医，未能奏效，因上街置办棺木，没能亲自送终，成为憾事。其母当时只有45岁。

悲痛欲绝的李叔同扶柩回津，为母亲举行了西式丧仪。追悼会上，家人不穿白色孝服，全部改穿黑色服装。不用锣鼓唢呐，李叔同用西洋的《弥撒》为母亲填挽歌，自弹自唱。

母亲后，李叔同一度改名为“李哀”，自言“看破一层世相”，“幸福时期已经没有了”。然后将发妻和两个儿子托付给二哥，自己远走日本留学，学习西方文化。

到了日本，李叔同入乡随俗。那时还是大清，他就立即剪掉辫子，改成西方最时髦的三七分。戴没脚眼镜，脱下长衫马褂，换上西装、尖头皮鞋。没多久，他便能说一口纯正流利的日语了。他花巨资在东京上野租私人洋楼，装修成文艺气息浓厚的宅子，取名“小迷楼”。

李叔同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接受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同时就读音乐学校，研究乐学与作曲。学习钢琴时，他不惜动手术，以拉长手指的距离。后来他出版发行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李叔同还研究戏剧，与同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在东京为中国两淮水灾募捐，义演《茶花女》时，他男扮女装，成功反串了茶花女，其优美婉丽，被称超过日本。在《黑奴吁天录》的演出里，他还一人饰男女两个角色。

留学日本五年，李叔同大量接受西方的现代艺术，身体力行实践西方现代思想，其个人生活也是反传统的。期间，他与一日本模特自由恋爱，并且成婚。

回国任教

1910年，31岁的李叔同带着日籍夫人回国。不久他带着日籍夫人去上海居住，原配夫人及两个儿子被他留在了天津。

他被南京高等师范聘请做图画、音乐教师，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教书期间，他加入西泠印社，从事金石研究与创作。

至友、同事夏丏尊说：“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李叔同的案头书，是一本明代刘宗周的《人谱》，在封面上，李叔同写了“身体力行”几个字。他常拿书中古贤人的嘉言懿行教导学生，自己也行不言之教，做事极致认真，一丝不苟，连走路他都目不斜视。

此时的李叔同，脱下洋装，换上灰色粗布袍、黑布马褂和布底鞋，金丝边眼镜也换成了黑色钢丝边眼镜。他对艺术的理解开始回归正统，走回儒家文艺理念。他认为文人修身，重于修艺，艺德重于技能的训练。“工图画者其嗜好必高尚，其品行必高洁”，“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一个文艺家如果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器识，就是指修养与境界。李叔同将“艺德”的养成，作为培养学生的基本准则，“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他培养学生的最高目标是“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依循传统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李叔同非常重视音乐教育，认为音乐对人的性情有非常大的陶冶作用，他倡导“以美淑世”的美育理想，认为艺术有提升道德的力量。

李叔同大胆引入西方美术、音乐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绘画及音乐韵律，尝试中西艺术的融合。他以学问和人格折服了学生和同事。他每月寄钱给刘质平，资助他在日本的留学费用，直至他学成，而且不求偿还，还叮嘱刘质平不可告诉他人。做教师的七年里，他先后培养出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众多名人。

在美术领域，李叔同创造的诸多第一，改变了中国美术史。他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最早创作、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他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皆创下当时国人研究的第一。

李叔同是将西方戏剧引入中国的先驱，也是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他最早将西方乐理引入中国，最早介绍西洋乐器、引进五线谱，最早在国内推广钢琴音乐；他作曲作词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三声部声乐作品；脍炙人口的《送别》，借鉴西方乐曲的同时，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歌词意味深远，充满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意境。

这位学贯古今，融汇中西的全才、通才，在事业渐趋登峰造极中，内心却无处为安。在李叔同看来，文艺还是属于“术”的范畴，文艺再好，也只是末枝小道，不是终极真理。而人生的无常、生命的倏忽，却是旖施绚丽生活中不可回避的本质。

绝尘而去剃发为僧

1916年，李叔同假期到杭州虎跑寺断食，开始是想借此疗治长期折磨他的神经衰弱症。期间的一些神奇体验，让他悟到很多东西，同时他也接触了很多佛经，对名利情执的虚妄，有了进一步了悟。第二年，李叔同又去听法，自己改名为“李婴”，示脱胎换骨之意。

1918年，他黄历新年期间在虎跑寺度过，成为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回校后虽照常教课，但茹素诵经，世味日淡。

1918年黄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将多年视若珍宝的藏品，包括书籍、字画印章、折扇、金表等都外赠或销毁，然后到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正式剃发出家，那时他39岁。

其实出家前，李叔同曾借喻荷花，抒怀“昏波不染，成就慧业”。也曾致信刘质平，“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那时朋友都以为他不过是说说而已，一般的文人雅士也常作此言，没想到他是当真的。

黄炎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李叔同与日籍夫人的诀别：弘一出家后，日籍夫人从上海赶到杭州，通过两位朋友去找丈夫。“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弘一写信告知天津家人自己出家，让家人也吃斋念佛，还嘱咐两个儿子用功读书。天津家人常给他写信，弘一信都不拆开，托人在信封后面写：“该人业已他往，均原封退还。”原配妻子俞氏，不到50岁病故，当时家人给弘一写信报丧，也没收到回复。后来，有人发现，弘一法师曾为亡妻抄经回向。

李叔同的同事姜丹书，曾与出家前的李叔同有过一段对话：

姜丹书：“你想出家？”

李叔同：“是的。”

姜丹书：“为何？”

李叔同：“无所为。”

姜丹书又问：“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

李叔同 “譬患虎疫，将如何？”

如若患暴病而，或者霍乱来了，即便内心难舍妻子儿女，又有什么办法吗？

绝尘而去，绝不回望张顾，李叔同如此了断世缘，与他纯粹的出家目的有关。他的禅房里，自书“虽存若殁”四字。在他看来，出家就是为了生大事，妻儿、朋友的情缘均可以断。短暂的人生中，亲人早晚是要分别的，大限总要到来，出家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

翩翩不羁的公子，变成名副其实的苦行僧

出家早年李叔同几乎不见客，除了讲经，对殷勤求访者，他以一句“老实念佛”回复，不多发一言。

夏丏尊曾见，弘一与众多和尚挤在一间拥挤的禅房里，然后于河边采水，以鲜竹漱牙，毛巾破如抹布。夏丏尊要给他换一条新的，弘一说：“哪里，还受用着哩，不必换。”在他看来，破烂的席子、毛巾，白菜萝卜苦咸菜，都好，一切都好。

他双目低垂，脸容肃穆，过去那个生活讲究精致、翩翩不羁的公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苦行僧。房中只有一张板床。外出云游，也是一席一被一伞，有时自己还挑行李。洗衣缝补，他全都自己动手。每日黎明即起，冷水擦身，但凡染病，从不经意。他患病在床，有人前往问候，他说：“你不要问我病好了没有，你要问我佛念了没有。”

弘一严格持守最严谨最刻板的律宗戒律，成为恪守佛门“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的典范。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也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等，因为其价格比其它素菜要贵很多。

1924年，弘一求见印光，被概不见客的印光拒在山门之外，他从天明等到日暮，终于见到印光，与之同修了七日。这七日深刻影响了他以后的修行生涯。弘一悉心研究已中断700余年的律宗，撰写著作，躬行实践。后半生里，他不辞劳苦云游各地，四处弘扬律宗。

每前往讲律，行前弘一都约法三章：不为人师，不开欢迎会，不登报吹名。为防人接船，有时他还特地临时改搭他船。除讲律外，他闭门谢客，市长等高官都难以请到他。晚年弘一在福建讲经，忽然接到一少年来信，指责他忙于交际应酬。弘一反省自己，深感惭愧，当即回信表示：“即当遵命闭门精修，摒弃一切。”

1937年底，厦门轰炸不断，弘一集众演讲，尽力助众生渡劫。他弘法闽南，时值厦门陷落，好友劝他去内地避险。他作偈曰：

亭亭菊一支，

高标矗晚节。

云何色殷红，

殉道应流血。

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

出家之后，弘一发誓：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他认为“耽于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毅然割断自己曾醉心的话剧、油画、西洋音乐等艺术。原本他诸艺俱废，后来还是保留了书法，因为可以“写佛语结缘利生”。弘一最常写的就是“以戒为师”，也常写：“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弘一的书法，敛神藏锋，大巧若拙，已经是一种心灵的迹化了。他下笔一丝不苟，不矜才使气，不激不厉。刘质平回忆说，弘一写字书极慢，五尺整幅要写两个小时方成。

在谈写字方法的演讲中，弘一曾对僧人说：“倘然只能写几个好字，若不专心学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字写得怎样的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苛民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都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是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

他自认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

李叔同被称作所谓“先驱”，但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位积极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绕了一大圈，却返回了中国传统，而且走得更深更远。

他一生富贵，漫天才情，内心却有着无处为安的苦闷，这是执于现实的人很难理解的。“五四”以后，受实证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渐渐转向无神论，当然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举了。

当人们还在感叹李叔同绝伦的才华时，他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诗歌及荒唐的生活，全部做了彻底的否定。1923年，西泠印社印了一本他的《漱筒诗集》，被弘一斥之为“多涉绮语，格调也卑，无足观也”。绮语，指轻浮无礼、不正经、令人邪思之言；1929年，开明书店请弘一写字模，开始他应允了，后又反悔，反悔的重要原因是：有些字，出家人书写甚不合宜，如刀部中，残酷凶恶之字甚多，又女部中更不堪言，尸部中更有极秽之字……

弘一不断省察自己既往的“放浪无赖”，他曾对丰子恺说，自己出家之前，一味地书呆子气，人情世故什么的一点儿都不懂。在《最后之忏悔》中，他写道：“我从孩提起就一直造恶，一天比一天堕落，身体虽然不是禽兽，而心则与禽兽无甚区别……”

60岁的时候，弘一用一句“不堪回首”，概括自己从幼年以后的种种经历，自认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

在那个普遍排斥传统、排斥宗教信仰的大背景下，弘一宣说：佛法非迷信，佛法非宗教，佛法非哲学，佛法非违背科学。他出家不是因为厌世，也不为避世，实在是因为参透了人生。既然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荣华富贵、旷世之名声，或者子孙家业，更是身外之物。世间学术、绘画音乐等文艺，也不过是暂时的虚幻美景，而返本归真、追究终极真理，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

出家后，李叔同那因无常世事而躁动的心，终归于安宁。

“这个世界，我总要来。 ”

1942年春，弘一前往灵瑞山讲经，不久住在温陵养老院，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为大众讲经，并向院中老人讲说净土法要。黄历二十三日，弘一示现些微疾病，但拒绝医药、探视，只是专一念佛。

二十七日，弘一绝食，只饮水。二十八日，他写好遗嘱，交代妙莲法师负责后事。九月一日下午，弘一在一张纸上写下“悲欣交集”，交给妙莲法师，并嘱咐：如在助念时，见我流泪，并非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是悲喜交集所感。他还特别叮嘱，当他呼吸停止时，要待热度散尽，再送去火化，身体停龛时，要用四只小碗填龛四脚，再盛满水，防止蚂蚁爬上来，这样在焚化时，可以避免损伤蚂蚁。他自认自己福气不够，说火化时，“不必穿好衣服，只穿旧短裤，以遮下根而已。”

说完，弘一默念佛号不辍。临终前，弘一法师还说了这样话：“这个世界，我总要来。”“释迦牟尼佛与我们这个世界有不尽的因缘，我们与未来的世界亦然。”

四日戌时（晚上7点至9点），弘一右胁而卧，安详圆寂，终年63岁。这天是公元1942年10月13日。

第二天一早，夏丏尊收到了弘一的一封信：

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日期是嘱人后填写）。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音启。

“悲欣交集”通常的解释是，一面欣喜自己的解脱，一面悲愍众生的苦恼。

出家28年，弘一法师最后的遗物，是一件百衲衣、少量衣被和一把雨伞。百衲衣上的二百多个补丁，都是他亲手缝补的。

弘一法师圆寂后七天，尊其遗嘱：“龛用养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荼毗后，获舍利子一千八百粒，舍利块有六百块。